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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一生所担任的职务

作者:王树人 来源:党史博采 字体: 打印

 

  2020年5月22日,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21年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李富春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功勋卓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现把李富春一生所担任的职务概述如下,权当纪念之。 

  

赴法国勤工俭学后曾是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之一
1900年5月22日,李富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三兴街2号。1914年,李富春考入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又称长郡中学)读书。1918年9月10日就读于直隶省(现河北省)保定市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
1919年10月31日,李富春和李维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顾委副主任等职)等150名青年,从上海搭乘邮船漂洋过海赴法国。经过近40天的海上航行于12月7日抵达法国马赛。华法教育会把李富春等三十多人安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遗留的一座军用帐篷里,等待安置工作,以实行勤工俭学。由于当时正赶上北洋军阀政府勾结法国当局刁难迫害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所以李富春一直没有得到进学校学习的机会,一直在巴黎的哈佛柳施乃德钢铁厂的军火工厂做工。在当钳工和火车司机期间,他深入研究法国社会问题,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士兵作调查,曾写了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厮杀的战争本质。因为工作勤恳,他还很快和法国同行混熟,成了负责三个火车头保修任务的修理工,挣了一大笔钱,成为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眼中的“李富翁”。
1920年2月,李富春与李维汉等在蒙达尼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后改名工学世界社),发展会员三十多人。1921年,李富春参加了两次大的群众运动,一是2月28日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的斗争,提出“生存权”和“求学权”的口号,反对华法教育会勾结驻法公使把无工作的勤工俭学学生遣送回国;二是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争得了部分权利,期间还通过李维汉结识了刚来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和蔡畅兄妹及向警予等。在蔡和森的引导和帮助下,李富春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2年6月后,李富春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并参与编辑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1924年改名为《赤光》)。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同年冬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中的共产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1923年3月,李富春和与自己同年同月出生的蔡畅结为夫妻。6月,根据中共“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李富春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8月起,李富春历任旅欧中国共青团执委会委员、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书记局成员、执委会委员长,努力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旅欧团员和青年。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宣传科主任,承担起帮助国民党开展海外宣传和发展力量的任务。在李富春等共产党员的大力推动下,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李富春于1923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不久就成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之一。
1925年2月初,李富春和蔡畅奉中共旅欧支部的指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其间李富春先后任中国共青团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组织部主任,中共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宣传部主任。留苏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同年8月,经党组织批准,李富春和蔡畅回到一别近六年的祖国。
回国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等职
1925年8月,从苏联归国的李富春和蔡畅一起到达广州。李富春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又称“两广区委”)军委委员,蔡畅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妇委书记。这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刚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为统一广东根据地和准备北伐,开始将其统辖下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李富春受党组织派遣,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副党代表(实际负党代表责任)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当时国民党规定不准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支部,一切政治思想工作通过国民党各级组织去贯彻执行。实际上,在李富春领导下,军、师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李富春担任第二军共产党党委书记。同年底国民党中央决定举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并指定由湘籍高级领导人所组成的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领导。该会推举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和李富春等七人为理事,李富春为主任。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踏上北伐征途,李富春更加重视政治工作的开展。第二军在北伐路上多遇北洋军阀精锐之师,从新余之役、南昌之战、杭州会战到最后参加攻克南京,始终气势如虹,付出了巨大牺牲,却从无畏惧,屡建战功。回顾第二军的光荣征战历程,李富春领导的政治工作无疑提供了根本保证。此外,更具有长远影响的是,李富春等一批共产党人在这个时期的军队工作实践,为后来我们党创建人民军队和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做了重要准备。朱德后来曾经指出:“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同年12月,李富春任中共南昌地委兼江西区委军委书记,年底,李富春奉命前往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
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和蔡畅前往上海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0月任中共江苏省委(驻地在上海。兼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参与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工作。1928年2月,李富春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军委书记。4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临时代理书记。1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江苏省行动委员会常委。1929年1月任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书记,9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2月秘密前往香港。1930年2月在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4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军委书记。8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兼南方局常委、宣传部部长。1931年1月任中共广东临时省委代理书记。3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5月,李富春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
在中央苏区任江西省委书记长征途中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1931年11月,李富春和蔡畅在“中央特科”人员护送下离开上海,通过秘密交通线取道香港、广东汕头转闽西,在敌占区穿行二十多天来到了中央苏区瑞金。12月被苏区中央局任命为江西省委书记(1933年10月兼江西军区政委)。直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离开江西参加长征,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李富春为苏区江西省呕心沥血,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开创苏区江西省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富春和蔡畅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李富春还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9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负伤未愈,中共中央调李富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王稼祥职务,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李富春紧急赴任,投入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发《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工作的指令》,对部队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后,李富春领导红军总政治部,又根据面临的新任务和变化的新环境,注重提高针对性,发挥创造性,开展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对巩固部队、保持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黔军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富春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和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参加了遵义会议。会议上,李富春为实际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6月14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李富春改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7月,任红3军团政委。8月红3军团改番号为红3军后,李富春任红3军政委。9月,根据彭德怀的建议,作出了将北上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定,部队进行了整编。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第二纵队由红3军团组成的红3军为基础,司令员彭德怀(10月由彭雪枫接任),政委李富春。10月19日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11月,李富春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
1936年2月,李富春任东征军地方工作委员会副主任。7月,李富春任中共陕甘宁(驻地甘肃省环县河连湾)省委书记。
1937年5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高岗、林伯渠、李富春、习仲勋和郭洪涛等17人为执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李富春和蔡畅是在延安度过的。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对中央及中央局机构设置作了具体决定,其中陈云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李富春为全会秘书长。会后的12月末,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李富春受命兼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还兼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和中央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主任),担负起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具体组织生产运动的重任。李富春还亲自部署各单位投入开荒突击战斗,保证适时播种,带头收集肥料,到田间施肥、除草、灌水,并大力推动开辟南泥湾,为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李富春创造性地提出了“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原则,并在工作中加以应用。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为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5月,已确定了“自力更生、发展边区经济”方针的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延安创办自然科学研究院,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兼任院长(至1940年12月由徐特立接任)。
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并要求他们尽快建立健全中央办公和行政管理机关及各项规章制度,使中央机关、军事机关和边区党政军机关三大系统的行政工作规范化、条理化。随后组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李富春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至1945年9月)。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召开前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七大筹备委员会”,中共中央还明确规定了召集委员会的名单:其中陕西省党员代表大会召集人为李富春。在“七大”上,李富春和蔡畅均当选为中央委员。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李富春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
在延安的八年岁月中,李富春不但以大量精力协助陈云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协助任弼时处理中央书记处日常事务,在领导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工作曾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等职
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9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先到河北省承德市“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为党中央迁移承德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10月22日,李富春、高岗、张闻天等11人乘坐美国调停小组的飞机从延安飞抵河北省邯郸市。11月2日,因东北情况发生了变化,决定不迁往承德的中共中央,电令已到达承德的高岗、张闻天和李富春等速去奉天(今沈阳)。11月20日,高岗、张闻天和李富春辗转千里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地奉天。l2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成立,李富春被任命为西满分局书记。
1946年2月,李富春兼任西满军区政委。7月25日,在哈尔滨成立东北铁路管理总局。东北铁路总局局长由陈云兼任,政委由李富春兼任。同年 8月,东北铁路管理总局改属东北行政委员会,吕正操任总局长兼政委。10月,李富春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党委常委。
1947年3月,李富春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5月下旬,中共中央东北局调整领导机构,李富春被增补为东北局委员、常务委员。7月兼任东北抗日联军副政委。9月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财经委员会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东北全区的财经和军队后勤工作,在组织接收和管理大中城市的过程中,他开始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国民经济,这使他较早认识到国民经济的复杂性和整体性。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区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以原民主联军总部机关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林彪任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任副政委。8月,在东北野战军入关前,李富春不再担任东北野战军副政委。9月,李富春兼任东北军区后方后勤部部长。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兼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至1950年9月)。3月11日,中共中央对东北局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任命高岗、李富春、张闻天、林枫、张秀山、李卓然等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任书记,李富春任副书记。
1949年8月21日至26日,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三年来政府工作的报告》和《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建议的报告》,选举产生了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高岗、李富春、林枫、高崇民等41人当选为政府委员。27日,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东北工作的四年多中,李富春先后主持以及协助中共中央东北局主要负责同志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包括负责军队后勤工作),在统一东北财经,城市接管,恢复和建设东北工业基地,解放东北全境、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推动东北率先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诸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
1950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东北军区副政委的李富春调到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1953年9月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做了重要的工作。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林枫和胡乔木等七人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李富春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大会上,李富春和蔡畅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9月28日晚间举行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富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会上李富春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6月,李富春兼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1959年4月18日至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大会上李富春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不久又兼任国务院工交办公室主任。他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一起,主持全国的计划工作和财经工作,组织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参与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1960年8月,为战胜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他协助周恩来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新中国的经济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大会上李富春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至1970年6月由余秋里接任)。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全国混乱的局势中,李富春协助周恩来主管经济工作。他千方百计排除干扰,抓生产、抓经济,先后主持起草和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并支持有关部门起草《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力图防止社会生产秩序受到进一步的冲击和破坏。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月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67年初,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李富春受到严重迫害。即使最后已经不能参加领导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牵挂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关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1968年10月被疏散到广东从化(至1971年初)。
1969年和1973年,李富春和蔡畅均当选为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